[相宜]
1970年冬天，我很想家，不顾一切地从遥远的北部边陲——黑龙江，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故乡杭州看望思念中的父母，一路上只花了二十多元人民币。
在当时，这也许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有许多像我这样的知青，创下了花钱更少，安全到家的记录，但这次惊险漂泊的经历。却让我一生难忘。
1969年的春天，我去了北疆，在那陌生的地方插队当了一年农民。由于南北两地的生活和气候反差太大，我尚不能完全适应，所以，每天都在乡愁的思绪中度过。
我非常想念江南的山山水水和亲人，可是插队的现实是每年年底结算时的“倒挂”，每天的工分只有四角钱的收入，非但养不活自己，连口粮也得不到保证。
在当时，从插队的村子到县城有180多公里的路程，从县城坐火车到杭州，中途要在牡丹江、哈尔滨、上海转好几次车，票价是五十多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要知道，我第一年辛勤劳动非但一无所有，还因为生了一场病，动手术而欠了生产队五十多元的医药费尚无着落，想回家探亲似乎是个梦。
在北大荒插队快一年了，生活的艰苦和气候的不适应使我更加想家，家乡常常在我梦中出现，我决心要在1970年的元旦想办法回一趟家，赶上春节和杭州的父母弟妹们团聚。
决心已下，就开始付诸行动。我向知青战友打听了许多应付列车员的办法，心想，只要有决心，就一定能够完成回杭州探亲的壮举。
我决定和同一个生产队的女知青盛小水结伴同行，因她也和我一样，口袋里虽然没钱，回家的愿望却十分强烈。
经过盘算，我俩一共有五十元人民币，我们一定要设法用这笔钱顺利到达杭州。
照理说，总该带一点东西给家人吧，可哪有钱给亲人准备礼物？我将在秋收时偷偷藏起来的几斤赤豆和大约十斤黄豆装在一只帆布书包里，与毛巾牙刷等简单的生活必需用品放在一起，就和小水结伴从边疆出发了。
第一步，到县里的车票不必担心，根据以往经验，只要恳求货车司机，多叫几声“师傅”搭上便车就行了。这个办法果然奏效。到了县城火车站，我俩买了两张三角钱的票就大模大样地上了车。
这是一趟开往哈尔滨的列车，车上不太拥挤，还有座位，我们坐下来后，一路上总是担心列车员来查票，可是过了几个小时并不见动静，心才放了下来。就餐时间到了，要尽量节约开支，路还长着哪!一人就吃了个带来的馒头，喝了一点水。
天色渐渐暗了，车窗上结满了厚厚的霜花，看不见窗外的景物，那外面是天寒地冻的世界。车上的人们都昏昏欲睡，我俩也忍不住打着瞌睡。也不知几点钟了。在朦胧中，只听见有人在叫“查票，查票!”，这声音似雷鸣般的惊人，将我俩吓醒，只见列车员已经来到面前，让我们出示车票。
根据他们的经验，一眼看到我们知青特有的服装——统一的黄绿色棉衣，就知道肯定是逃票的穷知青，这种情节每天都在车上不断地演绎着。
一声令下，我俩只好低着头和一伙乞丐、盲流们一起，被赶到没有暖气的餐车内等候发落。我心中在想着怎样应付这些列车员，他们会搜身吗?我的钱已经藏在牙膏壳和短裤内，不知会不会被查收去?心中不由有些慌乱。
胖胖的列车长神气活现地坐在桌旁，大声命令着，让依次走过的人补票，没钱的被毫不留情地赶下车去。大部分逃票者都不能逃脱厄运，我俩自然在其中。
下车后抬头一看，只见冷清的月台上竖着一块站牌，这是一个小站，“一面坡”三个字在夜色中孤独地站立着，看不见一个旅客的影子，候车室内空荡荡的，只有被赶下车的逃票者向四处散去。
这时，大约是后半夜一点多吧，北风吹来，在阴冷刺骨的寒风中，不禁打着寒战，我们怎么能甘心屈服呢?在这个冷僻的小站上一定会被冻死的，要想办法再次登上列车。
一辆列车在这个小站加水，我们发现有一个车厢的门开着，便悄悄地贴着列车向前走，避开列车员的视线，趁他不注意，快速溜进了车。列车终于又出发了，我俩额手称庆。天无绝人之路也!
到了哈尔滨，我们在车站找到水龙头，随便梳洗了一番。一路上的个人卫生问题，都是这样利用停车的几分钟，匆匆到车站的水龙头解决。这时我想起朋友们的忠告，不要走出车站，因为没有火车票，出站肯定要被捉，设法找到开往南方的车，先上了车再说。
我们沿着一条条的过道找寻着车上的指示牌，看到有一列开往沈阳的列车正停在站台上，也不管它几点开车，先爬上去再说。
真是运气不错，过了半个多小时，上来了许多旅客，只听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列车启动了，离目的地又近了一段。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小水和我的胆量都大了许多，一路上商量着怎样对付下一次将要来临的查票。
正当我们说着杭州话小声讨论对策时，引起了旁边两位中年男子的注意，他们是正宗的东北汉子，对南方话一点也听不懂，但能看出来我们是南方知青，就向我们搭起话来，询问我们的去处和在农村的情况。我看他们不像坏人，就将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以取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这两位工人老大哥很同情我们的遭遇，就主动提出在关键时刻帮我们一把，并且还大发慈悲，送给我们四块钱，让我们买一些食品充饥。我心中不由得一阵感动，这真是雪中送炭！在当时低收人年代里，四块钱无疑也是一笔不小的资助了。
我再三询问他们的姓名、地址，打算到杭州后寄还给他们。
可两位师傅却怎么也不肯说，其中一位说：“你们这么大老远来到北大荒，真不容易，出门在外，我们帮一点忙，算不了什么!祝你们一路平安，早日到家。”
就这样，我和小水的胆量也大了不少，安心坐在位子上，一边和这两位大哥交谈着。列车载着我们向南方驰去。
不出所料，查票的又来了，列车员这一次在白天来查票，虽说有人为我们壮胆，可是想到上次的经历，心中总有些害怕，表面上还是强装镇定。
只见那位大哥将手中的两张票主动交给列车员检查，列车员似乎对他们这两位出差的常客很放心，随意看了一眼，就转过身去查对面的票了。
拿票的那位大哥装着将车票放回行李包，乘列车员查看别人时，背转身迅速将车票塞入我的手中。等列车员回身时，我将手中的票递上去请他查看，列车员看了看，终点站是沈阳，就将票还给了我。
他大概想不到，这两位东北人会和我们南方的知青有什么瓜葛。就这样，这段路上只查了一次票，火车准时到达了沈阳站。
我们告别了两位好心的大哥，踏上了沈阳的土地。我们还要去继续找寻开往大连的列车，在大连坐船到上海再回家。
这回，我和小水决定走出车站去看看列车时刻表，免得找错车浪费时间。可是手中没有车票，出站台势必被捉住无疑。
有了前两天的经验，小水说“我们沿着铁路找一个出口，再买两张短途票，从前门进去"。
我俩就从车站边上的小路上沿着铁轨向前走，走了六七分钟，突然看到前方桥边的围墙处有一个仅能容一人过去的缺口，真是天助我也!看看四周无人，两人迅速地穿过这个缺口，走在了沈阳的大街上。
我无心观赏这城市热闹的街景，快步向车站走去，去找寻当天开往大连的车次。排队买了两张最低价的短途票，大约两三元钱的价格。
坐上这趟车，真是运气好得很，竟然一帆风顺，畅通无阻。没有出现查票的麻烦事，听到播音员说已经途经普兰店、瓦房店，列车将准时抵达终点站，我和小水心中不由得一阵高兴，以为又逃过了一劫，能平安抵达了。谁知可怕的事还在后面，我们浑然不觉。
在黄昏时分，火车稳稳地停在月台上，车上的旅客提着行李全部下车，我和小水也各自背着一包黄豆走入人群中。手中的票是短途票，肯定出不了站，只好故伎重演，想用老办法，爬出站去。
这大连可不是沈阳，我的一只脚刚跨出外面，谁知大连站的工作人员经验丰富，防守严密，见状后，一举将我俩拿下，训斥几句，就关进了一间大屋子里。可能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总是有人前赴后继地逃票和被抓。
进屋一看，大约有七八十个人，大都是北方的农民和乞丐，肮脏不堪的衣服和面孔挤在一起。我想这下子完了，似乎情况比上两回严重得多，我和小水低声商量一下，哭吧!
只有这个办法了，想想也实在伤心，经过几天的旅途，担惊受怕，又困又饿，父母亲倘若知道女儿这般处境，不知会如何伤心呢？泪水就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对我们的审讯开始了，哭泣中，不忘及时呈上了“边境居民证”以证明身份，本人确系好人不是“刁民”，又编了一套父母生病之类的话。
这时，一位清瘦、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走过来，看看我俩，说道：“你们跟我来!”我和小水心中直打鼓，这一去不知是祸是福?
旁边就是车站派出所，会处罚吗?跟着这位干部走上二楼，只见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内，室内温暖如春，男子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自我介绍是火车站的副站长。
他仔细的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并告诉我们：“去上海的船是隔天开一班，船票要凭到大连的火车票的票根才能购买。我知道你们是知青，经济上有困难，逃票的事就算了。"他还答应帮我们搞两张票根，用于第二天买船票，还让我们夜里在沙发上休息。
这真使我们大喜过望，看起来，我们又碰上了大好人，好人还是不少啊!这时，车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慢慢地踱到我们面前，我俩不由得有点紧张。这位民警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并自我介绍姓徐，这一天他值夜班，并和我们聊了起来，我向他介绍了边境农村的情况和杭州的风景，他很有兴趣地和我们谈着。
天渐渐亮了，火车站有船票售票处，那位站长同志果然是热心人，给了我们两张火车票根，这次坐船是无处可逃的，只好老老实实买票。统舱的票九元一张，我顺利地买了两张船票，然后回到小水身边。
姓徐的民警走过来对我们说：“我已下夜班了，送给你们五元钱路上用，祝两位姑娘一路平安!”说着拿出一张五元钱来。
这真出乎意料，我连忙谢绝，可他执意要给，我俩推辞不过，一定要他留下姓名，以便日后归还，他总算是答应做个朋友，留下了姓。我想车站派出所是他的工作单位，以后寄还给他就是(回杭后已寄还)。
我们坐的船是上海航运公司的客轮，一年来满耳听到都是东北话，这时听到船员们的吴侬软语，心中不由得倍感亲切，仿佛家乡又近了几分。上午十点，船准时起航了，将在第二天下午到达上海。
现在看来，我们真是“福星高照”，一路上又有好人相助，心中非常知足了。将近黄昏，海上的落日又是一道亮丽景色，我的拙笔自然无法描述，只知道肚子饿了，想吃饭。
船上餐厅食物的价格比火车上要便宜一些，因是上海客轮，供应的自然是大米饭。有一年没有吃过大米饭了，东北的玉米面和小米粥都吃腻了，大米的诱惑力可真不小。
我禁不住和小水商量，打破计划去吃一餐大米饭吧，买一份最便宜的菜，上海人称之“百叶(千张)炒雪菜”，这样，我俩走到餐厅买了两碗米饭和一个菜，就像饿了一个星期似的，就着没有多少油水的雪菜，将这碗米饭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却感觉还没有吃饱。
第二天上午，又到甲板上去看风景，只见海水变成了黄色，已经进入了黄海，离家乡越来越近了，迎面吹来了温暖的小风，下午就可到达黄浦江口。
我仿佛已经闻到了家乡的气息，急切的心情使我坐卧不宁。不时站在甲板上眺望，下午，终于看见了远处的建筑，上海到了，离杭州还会远吗?我和小水兴奋地整理物品，早早地站在船舷旁，等待上岸。
船终于靠岸，踏在上海的土地，就像回到家乡一样令人激动。我们快步走向码头的火车售票处，买了到杭州的车票。
列车窗外掠过一片片江南的田野和村庄，灯光在夜幕中闪闪烁烁，空气中带着熟悉的温暖和湿润的气息，和北大荒凛冽刺骨的寒风截然不同，这才是我应该生活的地方。
当初为什么要感情冲动地远离这块土地呢?真是太幼稚了。
“到了!到了!杭州到了!"我和小水激动万分，一起喊了起来。列车带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声驶入杭州站。
从车站乘上电车，听到电车上人们用杭州话交谈着，议论着，乡音使我感到既亲切又陌生，毕竟离开已经一年了，假若再过几年，杭州就会把我们这些人渐渐淡忘。我们这些户口在边疆的农民，可能要永远扎根在那里了。以后再回杭州，就会应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句诗。
告别患难之友小水之后，大约在晚上九点多，我拖着疲惫的步伐，背着一袋黄豆，站在自己家门口。
我举手敲门，少许，只听见一声成年男子的嗓音问道：“谁呀?”那肯定不是父亲的声音，我不禁愕然，难道家中另有生人吗?只见大弟方秋来开了门。
原来这一年中，十六岁的弟弟已经长高发育成了大小伙子，声音变成熟了。望着弟弟高大的身影，觉得自己确是离家很久。
父母和弟妹们都欢迎我回家，母亲看到我，不禁泪水盈盈，嘘寒问暖。到了家中，我顿时感觉身心得以松弛，经过一个星期的舟车劳顿，没有躺下睡过一觉，两只脚肿胀得像馒头一样，人也感到分外疲倦，梳洗了一下，立即就钻进温暖的被窝里睡着了。
这次回杭，我口袋中还有两三元钱，总算没有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两个人共花了四十多元钱，平安地到达了杭州。我要感谢上苍，感谢这些路途中的好心人，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但这是我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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