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卡文物保护仓库
7月14日
天刚亮的时候，蒙古包中很冷，看看温度计，指针在摄氏12度。8点起床时，太阳已经很高，气温逐渐升上来，到摄氏15度。
早餐，依旧有米饭，看来蒙古人早上有吃米饭的习惯，有点出乎意料。不过，面包、煎蛋还是受大家欢迎的。姚克成郑重地讲了他大清早所见，一户来参加那达慕大会的人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搭帐篷，而是野外露营，小孩也是睡在露天。说话间，露出同情而复杂的神情。
今天9点，准时出发，前往毗伽可汗墓地。
大约经一小时的车程，到达毗伽可汗墓所在的和硕柴达木。先去的是孤零零树立在草原上的一处现代建筑，被称作文物仓库（图8）。仓库门口墙上钉着一块金属牌，上面“TICA”用英、蒙两种文字标名名称（图9）。大意是土耳其国际合作项目在蒙古国碑状纪念物保护修复仓库。不大一会儿，来了一位身着黄色短服、头扎小辫的小姑娘，约摸五六岁，她不太熟练地用钥匙打开仓库大门，便离去了。
图8 梯卡（TICA）文物保护仓库
图9 写有英、蒙双语的标牌
仓库位置北纬47°33′444″，东经102°12′197″，海拔1382米。仓库用钢结构搭建，约摸有篮球场大，七八米高，靠西墙侧并排放置着石板，东侧有几个石人，西北角的地方是一块高耸的大碑，就是著名的毗伽可汗碑（图10）。
图10 文物库房内的毗伽可汗碑
毗伽（Bilga）可汗碑是雅德林采夫首先发现的，现在转移至文物库房。据说，在野外遭遇雷击，碑身断为三截。经过土耳其人修复，粘结成完整一块，并配置了花岗岩的两阶碑座。
碑高379厘米，上窄下略宽分别为137厘米、139厘米，左右两侧的厚度也稍有不同，右侧厚50—53厘米，左侧厚49.5厘米。经过千年野外的风雪侵蚀，多数字迹已模糊不清。碑的四面都有文字，正面、两侧是鲁尼文，文字的顺序是从右向左，自上而下，每个字母约有3厘米×1厘米大小。背面则是汉文（图11），汉文漫漶，情况更甚于正面，只有个别文字清晰可辨，非常好的隶书，每字大约3厘米×3厘米。
图11 毗伽可汗碑背面的汉字铭文
不像大多数的汉碑，碑额与碑身分别制作，最后榫卯结构联结，毗伽可汗碑用一整块巨石制成，碑额也是四条螭龙缠绕。不过，因年代久远，龙身细节已不清楚，只有大形还在。碑额正中有一图案，是简化的鹿形（图12），专业术语称之为“tamgha”，大约是一个部族的徽记。这类印记原本是指烙在牲畜上的记号，后来发展成某一部族徽记。游牧部族在使用徽记时，大的部族或联盟采用比较简单的图案，小的部落则用复杂的图形，前者识别简洁，后者辨识起来困难。突厥用简单的鹿形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
图12 毗伽可汗碑碑额上的鹿形图案
毗伽可汗碑被发现之初，就被冠以鲁尼文，这其实是学者们妄图将古老的突厥铭文与后来的日耳曼鲁尼文之间建构一种普遍联系，前者是后者的渊源，虽然有可能两者之间并无有效的关联。用鲁尼文来称呼古突厥铭文却是学界的一般认识。
《毗伽可汗碑》记载了东突厥帝国毗伽可汗本人的丰功伟绩，碑文从东面开始叙述可汗继位之后的情景。从突厥投降唐朝开始，历数其种种罪恶：使突厥人民成为丧失国家的国家，失去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为人家的婢女。官员们舍去了突厥传统的官号，采用唐朝官衔，臣服唐朝皇帝。把一切交给了唐朝。
通过其父汗颉跌利施可汗几十次的战斗，局面终于得以扭转。从他八岁讲起，杀敌无数，征战九姓乌古斯，打到粟特的领地铁门关，连唐朝人也成了手下败将。西面突厥文是毗伽可汗儿子登利可汗的话。整个碑文则由毗伽可汗的侄子药利特勤书写。
比起鲁尼文部分，北面汉文碑文保存得最差，隐约可见一些汉字，完全不能阅读。近世中国人知道毗伽可汗碑，在清末光绪年间。光绪十九年（1893）秋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A. P. Cassini）将著名语言学家拉德洛夫拓制的和林三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九姓回纥毗伽可汗碑》拓片，送到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代为释读。当时，蒙元史专家沈曾植正在总理衙门译署任职，作三碑跋文以覆俄人。俄人将沈文翻译刊布，屡为西方著作引述，即所谓总理衙门书。沈曾植获得碑文拓片后，曾示与当时著名金石家叶昌炽、翁同龢等人，或与这些人有过讨论。
根据以往对碑文的记载，汉文中有“起居舍人内供奉兼史馆修撰臣李融奉”等字样。字体是唐玄宗时代流行的隶书。
仓库的周围摆放着从毗伽可汗墓地运回的石兽、石羊及墓板，在孙正军、胡鸿二位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些遗物进行了详尽的测量。
罗新急迫地给我们讲述他们2004年参观时的发现，简言之，石板上雕刻的一鸟（图13），与粟特墓葬发现的祆教祭司图中的相似。经过仔细观察，我说了看法，石板上雕刻的就是两只朱雀的形象，类似的形象在唐代壁画、石刻上极为普通，并无特别之处，似乎与粟特人的祭司形象无涉。听完这些，大家都“噢”了一声，似乎有些失望。如果在毗伽可汗墓中发现了祆教有关的内容那该多好呀，但我并不企盼这种可能。
图13 毗伽可汗墓石板上的鸟形图案
石人像袖手而立，只有较夸张的眼、鼻、口，值得注意的是身上简鹿刻划，专业术语称之为tamgha，tamgha汉译作“汤母嘎”。
奥其尔催促大家离开，我不舍地最后走出仓库大门，小主人已经拿锁等待旁边了，看我拿起相机拍照，便靠在门口不动，望着相机（图14）。上锁后，独自回到草原小屋，看来这样的参观经常发生，她是有经验的。
图14 开仓库大门的小姑娘
阙特勤墓地
车开了十多分钟，来到距离仓库不到一公里的阙特勤墓地，这时时针指向11点40分。墓地被一围绿色的铁栅栏围起。入口处竖立着一块不锈钢的牌子（图15），牌子上端印有蒙古与土耳其国旗，用蒙、土、英三种文字介绍墓地的情况。具体地点，北纬47°33′836″，东经102°49′914″，海拔189米，与仓库的高程差不多。
图15 阙特勤墓地
《阙特勤碑》（图16）竖立在一块不大的方形碑座上，碑座长159厘米，宽112厘米，高度不详，凸出地面十几厘米。石碑青石质，高327厘米，宽132厘米，左侧厚46厘米，右侧厚45厘米。碑的边角切削过，形成倒角，倒角处也刻满鲁尼文。
图16 竖立在原野上的阙特勤碑
碑的正面朝东，碑额与碑身一体雕凿而成，碑额为两螭龙相对，不过左侧缺一角，为雷击所致。阙特勤碑原本矗立于原野，宣统三年（1911）清朝库伦使者三多虑其无保护设施，便仿照中原习惯，建一碑亭保护，谁知旷野上的建筑便成了雷击的目标。石碑的西北角遭雷击损坏，从被击的部位判断，雷电来自西北方向。如果毗伽可汗碑也是这样面东而立，背面汉文所遭受的侵蚀就可以理解了，蒙古通常的主导风向是西北风，风蚀、雨淋、雷电击损，断为三截的毗伽可汗碑，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了千年。
阙特勤碑保存情况要好得多，碑额中央两行六个楷书大字“故阙特勤之碑”，碑文用隶书，共有12行，满行36字（图17）。碑文并没有满布碑石，甚至给后来者留下很大空间，碑文末有一行隶书小字“宣统三年库伦使者三多观并建亭护之”。文末年号楷书“大唐开元廿年岁次壬申七月辛丑朔七日丁未建”（图18），其中“七”字或已模糊不清。碑边线刻蔓枝花纹。
图17 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 vol1, p61图版16阙特勤碑正面汉文部分拓片
图18 《阙特勤碑》汉字碑文文末
阙特勤是毗伽可汗的弟弟，他去世后，应毗伽可汗的请求，唐玄宗派出唐朝工匠建造墓地、祠堂，雕刻了阙特勤像，并亲自撰写碑文。《新唐书·突厥传》记载了这件事：
使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简，其国以为未尝有。
《阙特勤碑》的鲁尼文部分也有记录：
中国可汗给我派来自己的宫廷画师。我嘱咐他们迅速地建好专祠。我命令他们在里外墙上饰以雕琢，树立石碑。
阙特勤死后，毗伽可汗亲自为他的弟弟撰写了鲁尼文的碑文（图19）。所以在碑文中才有“我嘱咐他们”““我命令他们”的词句。鲁尼文的碑文写满了碑的左右及后面，在侧面倒角处也写有碑文。
图19
1. 《阙特勤碑》的鲁尼文碑文 2. 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 vol1,p63图版17阙特勤碑背面突厥文部分拓片 3. Atlas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 vol1, p65图版18阙特勤碑背面突厥文部分同一拓片（修润版）
4. Atlas der Alterthümerder Mongolei vol.1, p.67图版19之1（左）：同石（阙特勤碑）右面突厥文铭文（Ka）拓片（未修）；之2（左）：同石（阙特勤碑）左面突厥文铭文（Kb）拓片
突厥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像阙特勤这样的英雄，突厥人注意他所经历的每次战斗，带有文学色彩地详尽描述一些细节：
他用箭射死一人，并追杀两人。当他进击时，折断了拔野古儿白马的大腿。
阙特勤在那次战役时三十岁。他骑英雄Šalcї的白马冲击。他连续刺杀二人，我们杀死、征服了葛逻禄。
碑文不厌其烦地描述突厥英雄在战斗中的英勇，甚至多次提到他所骑骏马的颜色、名字。当然，英雄的勇敢是与生俱来的，并引以为自豪。
虽然，唐玄宗亲写碑文并派大臣、工匠，并在碑文中深情的写道：
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边类，俱为子爱，再感深情，是用故制作丰碑，发挥遐徼，使千古之下，休光日新。
玄宗认为这样的关怀，他们会“以亲我有唐也”。可是，毗伽可汗的碑文却对唐人的友谊警惕地说：
虽然我们与唐朝建立了关系，他们慷慨地给了我们这么多金、银、粮食、
丝绸。唐人的话语甜蜜，宝物华丽。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他们。
他们心怀恶意，不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
鲁尼文也是阙特勤的侄子药利特勤写的，据他说书写碑文及墙上的全部文字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唐朝工匠镌刻了汉文、鲁尼文的碑文，但是他们却始终不明白突厥人对唐人憎恶，虽然突厥人是明白表露，并由唐人亲自镌刻碑上。
我们并不知道唐朝工匠在营建阙特勤墓时的参与程度，但从来人身份分析，主要是突厥稀缺的人才，精于绘画、雕刻的工匠。墓葬的整个布局可能是按照突厥人的传统思路进行。
阙特勤卒于731年2月27日，阙特勤碑732年8月1日建立，祠堂733年底才竣工。1957年，捷克考古学家主持了蒙古—捷克联合考古队对阙特勤墓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虽然这项工作未能善终，但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入口处到祠堂有一条道路，道路两旁有石像（图20）。至发掘时，保存下来的石像共有四个，三男一女。往后是一座庭院建筑，墙壁上有壁画，台基上共有十六根立柱，支撑着大殿。大殿内发现阙特勤和夫人坐像残断，显然是唐人工匠的作品。祠堂的西侧有一块巨型花岗岩（图21）。现在这块花岗岩石呈长方形，长220、217厘米，宽177、173厘米，中间凸起，有一空洞，直径约有68厘米。这块巨型石块，可能是祭坛，原来应该是方形，后被破坏，残块垒放在旁边。
图20 阙特勤墓地地面设施复原
图21 阙特勤墓地的方形巨石
整个墓地由一个建筑群组成，阙特勤碑占据墓地中央。墓地坐西向东，东边入口处，最前面竖立着两个雕刻粗糙的石人，接着向东有两个石羊，再向东有两排列石，每排有十余块。向后中央有一排列石，或许就是文献中所谓的“杀人石”，据统计有169块。过去日本学者林俊雄说原本有上千个以上，现在仅存这些。每块石块之间约有3米左右，很明显有出入，原有上千块的推测可能有问题，是否被人搬动过，现存也无从查证。
看完《阙特勤碑》，已经是中午1点22分了，天空湛蓝，没有一丝云彩，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身上，很热。
布古特碑
7月16日
清晨起来后，天气阴沉，外面下着小雨。吃过早餐后，9点45分离开宾馆，前往后杭爱省博物馆。车子没开几分钟，来到博物馆，海拔1705米，博物馆前是一广场，中央有一座现代纪念碑，四方形的纪念碑前有一低头妇女雕像，正面蓝底上刻着一行红字，其他几面有飞禽之类的图案，顶上似乎托着东西，没太看明白。四周基座上水泥有些剥落，看来好久没有维护。
博物馆所在地是座喇嘛庙，背后有一座小山，我们抵达时，烟雨笼罩着山顶，周围有许多长青的柏树。喇嘛庙原名札雅格根庙（ZayaynGggeenii Sum），罗新查到资料称，始建于明末万历年间，清代康熙年曾得到修葺。因为很早以前就被作为博物馆使用，躲过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喇嘛庙的大清洗。据说，是整个蒙古保存最好、最完整的喇嘛庙。清代香火旺盛时期，寺庙院内就有好几座，有1000多喇嘛，札依布德（Zaga bundid）大喇嘛曾主持寺庙，他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老师。
正面大门是座五开间的硬山式建筑，门前左右立着一对狮子，方头狮子和一般的清代石狮有点不一样，或许是蒙古喇嘛庙石雕独有。门前有一廊，檐下有彩绘，几根廊柱上油漆脱落，屋顶杂草丛生，看起来确有几分沧桑感。屋脊两端各有鸱吻回翘，中间有一金色转轮，两侧各一昂首竖耳的金鹿。金色轮子代表法轮，两只鹿则表示说众生灵在听法。这种形式是公元八世纪左右在西藏形成，后成为藏传佛教最具特色的造型。
门廊内屋顶上嵌着方形格子，方格内绘有金色图案。院里有一条水泥路贯通，两侧是草坪，满布紫色、黄色的小花，看起来像随意生长，并无人工整理。
建筑布局呈“回”字形，正北面有上下两层，底层十五间，有点藏式建筑风格。上层，三个独立的歇山式屋顶楼阁，一楼一底，内部相通。左右两侧，五开间二层楼房，青砖白墙，藏式风格。格子窗的栏板上通雕莲花图案，大面积的雕花图，柱梁间密密排着三层木枋，枋檩下也雕花，显得华丽异常。清代蒙古地区的工匠据说大都来自山西，喇嘛寺的建筑包括彩画在内显然有汉地工匠的因素。
顺便说一下，除进入博物馆购票外，在博物馆内照相亦需付费，需付多少大家似乎并不清楚，后来得知，尔冬强付了几万图元的费用，使得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地拍照。
院子路中央立着一块石碑，这就是大家向往已久的著名粟特文布古特碑（图22-1）。碑高195、宽72、厚19厘米。碑放置在赑屃之上（图22-2），赑屃尖首，束腰，通体没有周旋花纹，不知是否原来固有，从碑的比例关系来看，赑屃似乎有点小，但奥其尔强调并非后配，高约50厘米。
图22-1 粟特文布古特碑及底座
图22-2 粟特文布古特碑及底座（局部）
布古特碑，花岗岩质地，缺失一小半，碑额与碑身连为一体。碑额雕刻一侧面动物的形象，长嘴吐舌，口露二尖齿，长鼻圆目，前两爪先后着地，只是后半截阙失，不知全形。整体碑的造型，大体上有汉式碑的面貌，但用动物肖像作碑额，却并非汉式传统，稍熟悉突厥历史的人，很容易将它与突厥传说联系起来。
传说突厥先世居住在西海的右岸，后被相邻部落所灭，只留下一个十岁的男孩，并被斩了脚，一匹母狼收留了肢体不全的小孩，后来又成了小孩的妻子，小孩终为敌兵所杀。母狼为躲避敌人的追杀，逃到了今天的新疆绿洲吐鲁番。在山洞中，母狼生下十子，父亲就是母狼救活的男孩。母狼的十子娶了高昌女为妻，其中一个儿子就是阿史那。阿史那显然比其他兄弟能干，成了新的部落首领。后来，阿史那部落在首领的率领下，来到了阿尔泰，成为柔然的臣民，并以锻铁著名，称号突厥。
突厥是母狼后裔的传说，获得突厥汗国广泛的认同，其中证据之一就是布古特碑额上狼的造型，更有人觉得狼腹部的二腿，就是一人的形象，可惜并无从证实。
碑额上的所谓狼的图形（图23），大约是龙形碑额的变形。大约从北朝开始流行龙首碑额。一般情况下，碑首双龙，两尾交织缠绕，正背有四龙，龙身鳞片雕刻繁复，但严格对称，非高级工匠不可完成。
图23 布古特碑碑额上所谓的狼图形图
布古特碑，碑额形制简陋，或为当地工匠仿唐碑式雕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生于渊，行无形，游于天者也”，起有沟通天地的作用，是一多种动物复合而成。草原工匠并无此类知识，观其头约像熟悉的动物狼，据此仿照雕凿而成。其本意当模仿唐碑形式。
类似的推测，在以后的时间获得某种程度的证实。某年，我随一考察团赴吉尔吉斯，在布拉那古城遗址博物馆中见一唐代碑额（图24），碑身不存。红砂岩质，额首亦有两动物两尾蜿蜒相交，低头突舌，前爪着地有力。大约与布古特碑碑额形象近似。吉尔吉斯民族构成复杂，早期操突厥语的人和一些畏吾儿人混合，后来，其成分中包含有蒙古诸部。唐代受突厥汗国影响很大，尽管这里属于唐朝的势力范围。吉尔吉斯亦为草原民族，工匠大约有类似的观察，碑额年代应在唐朝。构图相一致的碑额，除去繁缛的细部，留下简洁清晰的动物轮廓，风格上的共性显示出游牧人趋同的造型，给布古特碑一有力的佐证。
图24 布拉那古城遗址博物馆所见与布古特碑同时期碑额
布古特碑是蒙古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荣1956年发现的，发掘后布古特碑被运到后杭爱省博物馆收藏，是当时蒙古国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
布古特碑三面有铭文，从左侧面开始，有五行，正面十九行，右侧面也有五行，共29行。当年发现后，学者们并不能确定上面是何种文字，最初发表时称其为回鹘文。后来，苏联著名突厥碑铭专家克利亚什托尔内访问后杭爱省博物馆时，见到了这通石碑，并拍摄了清晰的照片，在背面发现刻得很浅的约20行梵文。经过与粟特语专家的共同研究，确定碑文是用早期斜体粟特文刻成（图25），属突厥第一汗国的官方文字。
图25 布古特碑上的粟特文铭文
突厥人使用粟特文来记载自身的历史，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突厥汗国兴起之初，没有自己的文字，却有很多识文断字的中亚粟特人，穿梭游荡在汗国之中，有时会是成部落的。粟特追逐利益的特性，配合上柔软的身段，很快与新兴的突厥人打成一片，成为突厥人重要的信任对象，尤其是叙述、记载历史与现实——这些突厥人并不擅长的领域里，粟特人更是如鱼获水，推销了他们原有的文字粟特文。
根据粟特文专家的解读，布古特碑文中出现“兔年”这个用来表示时间年份的词汇，成为人们推算碑文年代的依据之一。现在大体一致的认识，都觉得石碑制作的年代在公元6世纪末期的最后二十五年比较合理。
碑文内容真正重要的理由，是它留下一些突厥可汗的突厥语拼写。在汉文史料中，突厥可汗采用汉字来拼写人名，受汉字音节的影响，有的会省略，准确程度上无疑会大打折扣。借助粟特语这个拼音文字，我们知道了突厥四位可汗的名称，布民、木杆、斯帕尔（汉文作它钵）、尼瓦尔（汉文作尔伏）可汗。
当然，对粟特语研究而言，布古特碑还包含着许多以前人们并不知晓的粟特语词汇，一些前所未见的语法形式，也是引起学者兴趣的重要原因。近年，日本学者吉田丰将布古特碑一些残片，重新缀合，使布古特碑的研究向前迈出坚实的一步。据悉，中国也有青年学者开始学习这种古老的语言，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会在粟特语领域有一定的发言权，这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蒙蒙小雨中，队员们围着布古特碑测量、拍照，也勾起无限的遐想。
本文由孙莉、郝莎莎摘编自 朱玉麒 主编 《西域文史》（第11辑）。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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