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速5公里穿行中国

保罗·萨洛佩科在徒步途中自拍。受访者供图

美国人保罗·萨洛佩科（Paul Salopek）头发灰白，身形瘦削，他曾有多重身份，记者（曾供职于南非《新共和国报》和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作家、两度普利策奖获得者、国家地理签约探险家……如今，他更愿意称呼自己为“徒步者”。从2021年到2023年，两年时间，他徒步穿越了中国7个省份，行程6700公里。

这只是他跨越15年的宏伟徒步计划“永远的行走”（Out of Eden Walk）的其中一部分。近三年时间内，在国家地理等品牌和机构的支持下，萨洛佩科开始了“行走”，他的徒步始于埃塞俄比亚的赫迪亚河谷，这被认为是人类的摇篮，他通过文字、摄影和视频记录旅程，从沙特阿拉伯的红海岸到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深度采访当地居民，挖掘他们的故事、文化和生活。

所到之处，萨洛佩科近乎都有同行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在中国的几年，萨洛佩科拥有迄今最多的同伴，26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是其中之一，他多次发文，记录下对萨洛佩科的感受，“说到吃，我们注意到保罗吃得很少，就像一个苦行僧。他可以一整天只吃一顿饭，而且通常不吃午餐。如果有小杂货店，他可能会在晚上买些零食，可能是为了深夜写作。他总是晚睡早起”“前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叫赵家盘的村子里的一家客栈——一个小窑洞里，我和保罗住在一个房间里。午夜我上床睡觉时，他还在铺着白色塑料布的大圆桌上写字。当我六点醒来时，他已经在收拾背包了。也许走了这么多年，保罗已经进化成了另一个物种”。

听完南方周末记者的复述，萨洛佩科大笑。“我现在已经被夸张成了一个传奇，几乎成了不睡觉的超人”。他承认自己的确食量不大，这主要得益于他高新陈代谢的体质，但在他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于自己对这项事业高度热爱，充满激情。“对我而言，这并不只是工作，而是一份热爱的事业。当我凌晨三点还在工作时，虽然疲惫，但想到我所做的事情，就感到无比幸福。我庆幸自己不是在为老板打工，也不是在应付差事，而是真正在做我热爱的创造性工作。我在创造新的东西，这是我的作品，我为此感到无比幸运。”他说。

保罗在徒步中国途中记录写作素材。罗新 摄

除了体力惊人，萨洛佩科还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一位社交达人，他能在短时间内与陌生人建立起一段相互信任的关系。萨洛佩科先后凭借关于人类基因组的报道和对刚果内战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在四川什邡山区徒步时，萨洛佩科向大家讲述了他在苏丹萨赫勒地区采访时被囚禁的经历，他和不少囚犯以及狱警都成了朋友。后来萨洛佩科回到南非（他在那里工作了九年）几个月后，接到了一个国际电话，是那位狱警请他为自己的晋升写一封推荐信。

2024年6月3日，萨洛佩科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徒步计划和短暂的写作停留，从烟台乘船前往韩国仁川，开启他的韩国“行走”。在他正式结束中国行的前一周，在上海街头的一家咖啡馆，他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他认为，人际关系是找到生活意义的关键。“如果你有朋友，有爱你的人，你也爱他们，那么你就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归属感，你可以生活在北极，可以生活在月球，即使不能永远快乐，但至少你能够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他说。

“做一个警觉的人”

保罗和他的埃塞俄比亚导游艾哈迈德·阿莱马·赫桑离开埃塞俄比亚西北部阿法尔地区的布里村。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2013年，你开始了这个宏大的行走计划，激励你的是使命感还是其他什么动力？

保罗·萨洛佩科：我之前在非洲为一家报纸工作，已经达到了自己职业发展的某种瓶颈。后来我接到了国家地理的邀请，我有非常出色的编辑团队，他们尤其欣赏篇幅较长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他们对我说，“保罗，今年请给我们写10篇非洲的报道，最重要的是这是非洲人自己的故事，不用过多顾虑新闻时效性。”

因此，我初步构想了“永远的行走”计划的叙事框架模型，即深入讲故事。与以往不同的是，我现在不再局限于一个地方，而是持续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移动。我意识到，在故事A和故事B之间，往往隐藏着许多被忽视的内容。比如，我走进故事A，那可能是一段政治或经济的篇章；而故事B则可能是关于战争或文化的叙述。当我从一个首都飞到另一个首都时，我看到了飞机下数千个未被讲述的故事，它们可能和抵达目的地同样重要，但却无人关注。

于是，我就萌生了用徒步来思考的念头。同时，我热爱诗歌、写作和小说。我知道在历史上，许多文化都有徒步和讲故事的传统，对吧？比如中国古代的诗人，他们总是在四处游历；古希腊人在村庄间漫步，他们被称为吟游诗人，他们会弹奏竖琴，唱诵史诗；非洲也有类似的文化，他们称之为“格里奥”。所以说讲故事和走路的结合有着悠久的传统。

南方周末：刚才提到“使命”这个词，是因为很多人不可避免地在日常工作中感到迷茫和无助，在努力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你是否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保罗·萨洛佩科：我确实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因为参与“永远的行走”项目的年轻人似乎都在寻找着什么。他们可能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上海有舒适的住所，但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感，那是他们无法名状的一种缺失。当他们看到这个项目时，他们会说：“哇，这太酷了，我能加入你们吗？”

他们追求生活的意义，而我的故事正是关于这些意义的，它们与人性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我认为人际关系是找到生活意义的关键。人际关系排在首位，它们让一个人感到充实和完整。如果你有朋友，有爱你的人，你也爱他们，那么你就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归属感。这个项目就是在充斥着数据和琐碎信息的媒体生态系统中，寻找人与人之间那些有意义的联系。

这就是这个项目的使命。这个使命并不是说，你必须是一个疯狂的人，要走上25000公里的旅程。其实，你甚至可以在街对面的咖啡馆找到生活的意义，只要你保持清醒。因此，我会用“猎人”来隐喻。这个项目的科学依据是，我追随古代的猎人，他们用弓箭在世界各地狩猎，穿梭于石器时代。无论是男人、女人、孩子还是老人，他们的状态都是——保持警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警觉”，我时刻保持警觉。我不是在梦游，也不是在白日做梦中度过人生。我曾经和非洲的猎人一起徒步过。当他们行走时，他们总是扫视着地平线，寻找任何可能性。我使用这个隐喻是为了寻找那些给我赋予意义的东西，目标、使命。这就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做一个警觉的人。

“人类共同的渴望”

保罗的环球徒步之旅跨越缅甸曼德勒和云南西南部，途径云南和顺。保罗·萨洛佩科 摄

南方周末：你大多数的行走是独自一人还是有同伴同行？

保罗·萨洛佩科：大约99%的行程都是有当地人陪同的。我的原则是从不独自行走，因为如果我一个人走，我只会写关于保罗的故事。我之前从未踏足这片土地，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带着新鲜的视角在中国行走，难道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但是，在最初的新鲜印象故事之后，你不断写下的会是同样肤浅的看法。所以我必须和当地人一起行走，因为他们对我来说是同样重要的，我们也发表他们的故事。我们让他们写下自己的故事或拍摄视频。想象一下一串由珠子组成的项链，我所有的行走伙伴都是那些讲述自己故事的珠子，我只是连接这些珠子的线。

南方周末：在一起行走之前，你和你的同伴都是陌生人，你们之间的信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保罗·萨洛佩科：这或许听起来有些天真，但当你向他人展示你的信任时，他们往往也会用信任回报你。如果不是这份信任，我今天也无法坐在这里与你交谈，因为我曾穿越过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我经历过土耳其的内乱，踏足过战火纷飞的阿富汗。当我走向那些人们，他们最初总是满怀戒备，疑惑地问我究竟在做什么。

我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一旦你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一切就都会好起来。让我来告诉你通常的情况。他们会问：“你在这儿做什么呢？”我回答说：“我只是路过。”“那你要去哪儿呢？”我不会直接告诉人们我正在环游世界，因为那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会说：“我正要去丽江。”他们接着问：“真的吗？你是从哪里出发的？”我会说：“我是从非洲开始的。”然后他们就会惊叹道：“哇！”接着他们会问：“那你在做什么呢？”这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从震惊、害怕，到好奇，第四个阶段是笑声。他们会笑着说：“哈哈，你真是疯了。你真的疯了。我是不是要帮你找个心理医生？你简直疯了！”但一旦他们笑过之后，第五个阶段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当我说再见，Yolanda，谢谢你告诉我该怎么走这条路，你告诉了我前面有个咖啡馆，我非常感谢你。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往往在人们眼中看到的信息是：“我希望我真的帮到你了。”这是人类共同的渴望。

我认为，这种渴望深植于我们的骨髓之中。作为人类，我们99%的历史都在迁徙中度过。我们一直在移动，这是我们的常态。我们的生物结构，甚至我们的大脑和思维，都是为了这种缓慢的迁移而构建的。我们天生就渴望看到新事物，但我们会慢慢欣赏，不会太快。

我告诉我的读者，我们现在所做的——坐着不动，这是不正常的。当我们开始工业化时，我们越来越依赖脑力劳动，而不再使用身体进行活动，这是非常不自然的。人们感到沮丧和失望，他们说我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内心的游牧精神——游牧者象征着迁徙和自由——他们内心的游牧者渴望走出去，渴望探索，渴望活动。我现在仍然和云南的很多农民保持联系。我们无法用通常的语言沟通，而是通过表情符号交流。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藏族妇女，她每周都给我发一串表情符号。比如一个做饭的表情符号，一个笑脸表情符号，一个雪的表情符号。这有点像古老的象形文字，但她是在告诉我她正在做什么。我也给她发回表情符号。我每周都向她展示山或海。这些联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联系吗？不，但它们是真实的联系。

“小事物法则”

保罗（右）走近黄河，帮助一位村民（左）收集她准备用来做饭的树枝。罗新

南方周末：你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也擅长讲不同文化的故事，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保罗·萨洛佩科：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在我五岁时，父母就带我离开了美国，我们搬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墨西哥的一个乡村。

我在墨西哥的农村长大，那里的生活和四川的农村有许多相似之处。我知道怎么给马钉铁马掌，怎么用骡子犁田。我是农民的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劳作。我想，我的父母无意间给了我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让我有能力跨越文化隔阂。因为，作为一个金发碧眼、只会说英语的美国小男孩，在墨西哥的孩子们中间，我显得与众不同。但他们在我五六岁时就教我如何运用心智，去理解不同的文化。

所以，当有人问我，我的徒步之旅是何时真正开始的？我会说，大概从我五岁那年就开始了。这真的很棒。我的父母并没有特意计划这一切，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生活规划行事。但他们给予了我和兄弟姐妹们一把打开世界的钥匙。他们说：“你们现在可以去任何地方了。只要你们倾听、注意、保持真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亚马孙雨林的深处，或是四川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口，你们都会没事的。为什么？因为当你遇到人时，他们会照顾你。

南方周末：对你来说，会讲故事是天生的还是经过训练的？

保罗·萨洛佩科：我想这两者都有一点。我们所有人都能讲好故事，但是有些人比其他人讲得好，我认为这里面有天赋的因素存在。

但也有很多法则可以训练。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关于写作，有一个深入人心的理论，那就是“极简主义写作”。它提倡从小事着手，建立普世的情感联系。

在我看来，最好的、最古老的讲故事方式，正是如此。想想那些诗人，中国的诗人们，他们不是在记录历史大事，比如李白、杜甫。他们常常因战乱而颠沛流离，但他们的作品却更多地描述了生活中的小事，他们在写那天他们喝了什么，那天来卖给他们蔬菜的老人。一千年后，我们依然在读着他们的诗篇。

因此，小事物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有一位著名的印度作家曾将这些小事物比作万物之神。她曾谈论过在厨房中工作，与食材打交道。这些食材就是你们用“小神”来烹饪的原料。我的写作方式亦是如此。无论我身处何地，是漫步在上海的街头巷尾，还是穿越辽宁长白山的崇山峻岭，我都能找到故事。

南方周末：你在写作中是怎么运用“小事物法则”的？

保罗·萨洛佩科：我记得多年前写刚果，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刚果正在发生战争，但我写了一个刚果的一个普通人，他在村里亲手制造直升机。他拿木头，竹子造出了一架真正的直升机。我问，你是怎么造出直升机的？他说，保罗，让我给你看看，然后他进了他的小屋拿出一本旧法国杂志，看起来有十年之久了，上面有一架直升机的图片。他说我就是用这个。他有一个朋友是出租车司机，他设法让朋友喝醉了。当朋友喝醉时，他劝说他把出租车的引擎拆下来装在直升机上。他们早上启动了引擎，整个村庄大约聚集了200人。他们都在围观，现场尘土飞扬，与直升机交织在一起。直升机启动时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他们都被吓了一跳。我好奇地问道，直升机起飞了吗？他回答道，没有，它没有起飞，但是吓得所有鸡都跑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这片区域的这些鸡都没敢回来。

我记录下了这个故事，它是刚果的一个缩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即使这里战火纷飞，人们饱受苦难，但人类的精神是坚韧不屈的，它永远不会被摧毁。

“让我陪你走3天吧”

保罗和同行者Liu Kankan沿着木里理塘河沿岸的峭壁攀行。Sonam Gelek 摄

南方周末：当你的行走计划来到中国，你是如何设计行走路线的？从地图上看，它起于云南，终于大连，你是怎么考虑的？

保罗·萨洛佩科：这很简单。因为这是最短的路线（大笑），因为中国太大了。

我本有各种路线，可以选择各种方向，但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在中国待上5年，而我年纪已经有点大了，所以我必须保持理智。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发现像云南雨伞村这样偏远的地区的？

保罗·萨洛佩科：实话说，是它们找到了我。我们本来有个计划，但几乎从不会按计划进行，计划总是在改变。因为有一天你很累，你可能只能走10公里。第二天在下雪，你只能走7公里。第三天你可能决定根本不走，我要在这里休息，因为我在酒店里或者我和家人在一起。所以这很自然。我把这个比作禅修，你需要顺其自然地接受当下。

南方周末：你介绍过，你在中国有26位同伴曾与你同行，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一路走来，他们给你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认识中国的视角？

保罗·萨洛佩科：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就拿一位在星巴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吧，他来自沈阳，当时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境，努力寻找一份工作。所以，我故事中的这部分聚焦于年轻人，探讨他们为什么选择离开自己的故土。这其中的原因，是我在与那位年轻人同行的过程中听他说的。虽然这类故事在媒体上屡见不鲜，但我是通过他，一个充满个性的年轻嬉皮士的视角来叙述——他长发飘飘，热爱阅读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白天在星巴克工作，通过他的故事，我们得以窥见中国某个角落的真实面貌。

同样地，通过北京大学教授罗新的视角，我们得以观察中国另一面的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情况。这让我们思考边界的意义，以及边缘地带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中国行走的过程中，每一位与我结伴而行的人都为我展现了他们心中的中国，而我也记录下了他们眼中的中国。我曾与26位伙伴一同走过这段旅程，因此也领略了26个截然不同的中国。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选择同伴的？比如罗新教授，是你选择他还是他主动加入你的项目的？

保罗·萨洛佩科：两种情况都会发生。罗新教授是在网上发现了这个项目，他在我认识他之前很久就了解了我的项目。后来当他发现我来到中国时，我们取得了联系。我说，当然可以。他保持着非常好的身材，走路时步伐矫健，第一天，在40度的高温下，他走了大约33公里，体能真的非常出色。他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理解，而且，他是一个很有趣的旅伴，幽默感十足，情绪稳定，从不会过于激动。即使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他也能保持冷静，不会过于沮丧。

当然，有时我不得不去找人。我来给你讲讲韩国的情况。在这里找到同行者有点困难，因为每个人都忙于工作，很难找到有时间跟我一起行走两年的人。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说要一起走的人。他来自釜山，他会和我一路走到釜山。

我还记得在土耳其的一家咖啡馆，我遇到了一位土耳其摄影师。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嘿，你是个外国人。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正在穿越土耳其。”“真的吗？我能加入吗？”“当然可以，你有多少时间可以和我一起走？”他说有3天，我说那时间不长，因为我刚开始了解你，我还得教你如何做采访——我需要稍微培训一下我的行走伙伴，教他们如何做采访，帮我翻译以协助我的工作。他说：“来吧，保罗，让我陪你走3天吧。我刚好失业了。”我说：“好的。”三天后，他又多走了一天。最后他和我一起走了7个月。

南方周末：行走的路上，有哪些人令你念念不忘？

保罗·萨洛佩科：在云南靠近丽江的某个地方，我们与一个护林员同行，他是彝族人，他同意带我们翻山越岭，并自信地说只需一天就能到达。但他走路如山羊般矫健，而我们则渐渐体力不支。我们走了将近一天半，直到深夜，他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们走得太慢了。

在四川，我遇到了一个自称是李白转世的人。他原本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失业者，后来当起了出租车司机。他尝试过各种工作，但突然有一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认为李白的灵魂附身在自己身上，他现在就是新的李白。因此，他开始在小镇的街头写诗为生。

“一种强烈的探索氛围”

保罗的同行者走在修复后的索桥上，这样的场景在南方古丝绸之路上颇为典型。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怎样的体验？

保罗·萨洛佩科：我在北京生活了三个月。那段时间我在写作。我住在北部的胡同里，那里的生活真是令人着迷。我热爱那里的氛围，因为它就像是城市中的一个小村庄。我有位年长的邻居，常常在窗外与朋友们打牌，他们穿着T恤，露出大肚子，像是北京式的“比基尼”，那画面真的很接地气。我知道上海和北京的城市气质非常不同，对吧？我也知道上海有非常漂亮的街区。在胡同里，更能感受到生活的气息，街对面的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店，你可以在那里买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她认识了我，还会帮我留东西。她知道我喜欢酸奶，所以她说：“保罗，我这还有最后一盒酸奶，给你吧。”我回答：“谢谢，太好了。”

南方周末：到目前为止，你在中国徒步过程中最难忘的地方是哪里？

保罗·萨洛佩科：你可能会以为我有个明确的答案。但我的答案是，我其实并不会特别想起某个地方。我去过很多国家，经历过或战乱或和平的国家，走过沙漠与丛林，还登上过山顶。我喜欢这些经历，但真正触动我的，不是那些地方，而是那里的人。我在中国最珍贵的记忆片段都与人息息相关。

南方周末：中国有句成语叫“旁观者清”，我们常常需要旁观者，因为身处其中的人，常常无法察觉周围发生的悄然变化。作为旁观者的你，看到的中国，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保罗·萨洛佩科：我对于2021年之前的中国一无所知，因为我从未踏足过这片土地。如今我所见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技术革命，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应有的样子。

但中国也面临着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问题。我观察到，尤其是许多年轻人，都在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他们不想重复父母的老路，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个时代，人们可以在一个职位上稳定工作25年或20年，但现在已经不再是那样了，经济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我的小项目中，我发现无论这些年轻人来自何方，他们都在积极地探索和寻找。我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探索氛围。这些年轻人在寻找的过程中，或许有些人会选择去大理成为嬉皮士，弹奏吉他；有些人则选择创办小型公司，认为小公司比大公司更有发展前景，因此选择自主创业。这一切既令人感到有些不安，也充满了期待。我认为，这将要求年轻的中国人更加自立自强。他们需要比过去更加依靠自己，因为过去那种强大的支持系统已经不复存在。

在我走访乡村的旅程中，我在大约80%的地方都可见到白发苍苍的老人，而且这一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乡村，城市里也普遍存在。中国的劳动力群体正在步入四五十岁的年龄段，这是每个发达经济体都会经历的正常现象。欧洲、美国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然而，现在中国必须提出新的模式来应对当这一代人步入退休年龄时将会带来的挑战。

南方周末：那么，从你所见所闻的中国，你想向世界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我知道，你来中国是为了“发现”，而不是来解决问题。

保罗·萨洛佩科：我希望能有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到中国，就像这么多中国人走向全球各地一样。只有亲身体验，才能体会到中国的复杂多样。这里的“复杂”是褒义的，它意味着丰富多元，并非平面单一，也不是简单刻板，更不是卡通片里的刻板印象。它如同生活一般，充满了冲突、沮丧与欢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相互了解。这不仅仅关乎中国，而是适用于任何地方。我们是否开始真正意识到，我们其实都是命运与共的。

南方周末：如果你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那会是什么？

保罗·萨洛佩科：天哪，我做不到，因为这样做太片面了。这样对中国来说并不公平。

但如果非要这样做，我会选择用“李白的诗”来形容中国。我们读李白的诗，仿佛能与他一同体验活在当下的快乐。即使在困境之中，也能感受到那份超脱和自在。

南方周末：你的中国行走如今已经结束，回望行走的这6700公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保罗·萨洛佩科：我记得我1月份快要到达大连时，我的项目即将结束。我和所有的徒步伙伴有一个微信群，我说：“嘿，伙计们，我快到了。我现在要和你们告别了。”他们中有二十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陪我走完最后几公里到黄海。我非常感动。有些人甚至从遥远的云南赶过来，还有来自四川、上海、北京的人。有23个兄弟姐妹来了，那时候很冷，1月份的气温是零下20度，我们每晚举办聚会、唱歌喝酒，气氛很热烈。

在“永远的行走”项目结束时，将是2027年，在南美洲的最南端，我将尝试找一个特别的赞助方，支付机票，让每一个徒步伙伴飞来，我预估大概会有三四百人。我想让他们都来德雷克海峡，我们一起走到南极海。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一兰 南方周末实习生 董嘉迪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