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展40周年。40年来，有无数人投身长城保护事业，守护中华民族精神根脉。于海宽是北京市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从一步步摸清延庆180公里长城“家底”，到现在开展长城研究性修缮、数字化保护；从野外调查员，到“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他说，守护长城的这条路，没有终点。

长城上留下足迹

周六早上8点，虽然是周末，可是于海宽的工作还在继续。他手拿一根木棍作为登山杖，头戴遮阳帽，装上4瓶矿泉水，准备前往位于八达岭长城景区西侧、处于未开放状态的64号敌台，处理关于长城开放利用的相关工作。记者跟随于海宽一同上山，虽然这段山路已经铺上了石阶，但没走一会记者便气喘吁吁，而于海宽始终显得很从容。他说，有关长城的项目多的时候一年有3、4个，少的时候也有1、2个，每个项目每周都需要保证至少去一趟。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了。

正在爬山的于海宽/记者拍摄

于海宽说的云淡风轻，但是这份靠日积月累得来的好体力，每一步都走得不易。2007年，于海宽来到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当时正值国家文物局组织长城沿线各地开展长城资源调查和认定工作，他担任延庆境内长城踏查小组二组的组长。那时的长城沿线还没有完全被保护，如何到达盘亘在崇山峻岭间的长城是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长城应该就是像八达岭长城景区这样的砖石长城，但实际上，延庆区大部分长城是土的，是小碎石块垒的，并且它们大部分都在深山区甚至是无人区。于海宽说，那时为了达到长城他们会请当地向导，带着镰刀，一边开路一边前行。而且当时的设备设施也不像现在这样先进，仅凭一张全区仅有的卫星影像图，在上面做好标记，预计时间，但常常会出现实际行走时间远超过预计时间的情况，也常常要面临没有水、找不到路、不知道几点能下山等等困境。

于海宽进行长城野外调查工作/受访者供图

在野外工作除了常能遇到蛇虫鼠蚁等野生动物，陡峭的地形、恶劣的环境也让受伤变得常见。当时还有老百姓上山割柴，割柴后留下了大约一掌长、斜向上的尖刺，于海宽的一位同事在山上踏查时不慎踩中，脚一下就被扎穿了。

经过长达两年的长城野外调查工作，于海宽和同事们一步步摸清了延庆180公里长城“家底”，留下了大量的资料，也为后续长城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野外调查期间于海宽拍摄视频/受访者供图

用今天的方式继续守护

记者和于海宽继续走了几分钟后，终于到达64号敌台。延庆长城60号到64号敌台段修缮、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等项目都由延庆区文物管理所负责。目前60号到64号敌台段已经完成了考古和修缮工作，于海宽指着64号敌台北侧的一处地基说：“这周围一圈原来应该是有墙的，残存的瓦片说明原来应该有屋顶，我们清理出来之后，这里整齐的码放了59枚石雷，所以我们推测这里曾是一处武器库。”

武器库遗址/记者拍摄

在敌台内，还发掘出了火炕等遗迹，从门和窗边的的石槽可以推断出以前这里有门框、窗框。于海宽说，通过这些可以说明在明代的时候，到了晚上敌台是可以完全封闭起来的，士兵在这里居住、做饭，从灶里还清理出了很多植物种子。“我们能够从侧面分析出当时的士兵吃什么，甚至能够大概判定这个士兵是从哪来的。”于海宽说起这些时仍然显得兴奋，而曾经驻守在这里的士兵们的故事也正被一点点揭开。

发掘出的火炕/记者拍摄

和修缮完成的长城相比，即将开展研究性修缮的64号到66号敌台段长城便显现出历史的痕迹，台阶已变成碎石，城墙已不再完整，向上攀登也越发艰难。可能是工作习惯，于海宽边走边四处张望，一块拇指大小的黑色铁片吸引了他的注意。他通过经验判断，这块铁片有可能来自铁炮弹，或是当时士兵所用的炊具。他也表示，之后会在这里大约有100多平米的考古发掘，相信那时可能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即将开展研究性修缮的64到66号敌台段长城/记者拍摄

目前研究性修缮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开创的工作，不仅仅涉及考古，还涉及到植物、水文、地质勘查、力学等多学科的参与，最终获得更为科学的修缮方案。于海宽说，比如以前判断长城坍塌的成因多是根据肉眼观测和经验，现在加入了地质勘查、雷达勘测、扫描等等，不仅能够展现肉眼所能看到的部分，岩石或者山体、长城墙体内部的缝隙病变也都能够完整地展现出来，这样便能更直观、更科学地分析出造成坍塌的原因。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长城的数字化保护也正在开展。在于海宽的带领下，延庆率先开展长城资源高精度数字化保护工程，通过把三维扫描和无人机倾斜摄影结合起来，将延庆的砖石长城做了一次全面的三维模型建设，其精度能够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这也对延庆区后续开展长城保护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延庆境内长城/记者拍摄

此外，正在进行研究性修缮的大庄科段长城也首次将全过程数字化记录应用于长城保护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北大规划院副总规划师、高级工程师刘宝山介绍，全过程数字化记录配置了不同的记录手段，一种是通过VR全景漫游，去记录长城现场本体和周边环境的变化过程。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如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低空摄影等方式建模，给长城考古和保护现场进行三维摄影建模。第三种也是首次使用的方式，用手机的移动端建立了一个全过程记录的工作网络体系，工程师、设计人员、施工人员、甚至长城保护员、游客都可以参与到这个工作体系当中，共同去记录长城的变化。

大庄科段长城/来源网络

通过全过程数字化记录可以形成可追溯的全周期数字档案，无论是对日后专业领域应用还是对公众的科普服务，都将提供宝贵的素材和经验。

刘宝山表示，全过程数字化记录探索了一条很好的世界遗产尤其像长城这样的遗产的监测路径，把世界遗产地周围的植被条件的变化，气候条件的变化以及长城本体的病害发展趋势等做了非常系统、全面的记录，而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方法，也能让专业人员获得更多的科研信息，既有利于发现新的一些遗产的价值点，也有利于专业人员定期不断去回顾。并且通过数字化的尝试，也给“云上展览”提供了可能性和数据基础，公众通过VR可以沉浸式地漫游当时的考古现场。

在于海宽看来，数字化保护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能够让长城的形象和印记永远地留存下来。“比如发生地震、灾害后文物被损毁了，但是我们至少有数字化的记录，保存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记忆。”于海宽说。

数字化让长城永远留存下来/来源网络

共同守护

在长城保护工作中，长城保护员们的巡视也发挥着巨大作用。于海宽2018年担任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一职后，2019年在北京率先建立长城保护员队伍，截至目前，延庆区长城保护员已有135人。他除了将自己曾经踏勘长城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也和长城保护员们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交流，当出现险情、新发现时确保第一时间掌握情况。

八达岭镇程家窑村村民杨秀琴在2019年通过考试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主要负责巡视程家窑土边长城遗址。每次巡视，她都要拍摄烽火台等重要点位不同角度的照片，并上传到工作App，系统后台也将通过这些照片判断长城的健康情况。如果在巡视过程中发现问题或险情，便要及时上报。

长城保护员杨秀琴/受访者供图

杨秀琴回忆起2020年10月的一次巡视，当时她发现了一块黑色的东西，经验告诉她这个发现可能并不寻常。她及时将情况报告给了镇里和于海宽，于海宽也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并勘察地形，初步断定可能是一处砖瓦窑，随即联系了考古专家。经过两天时间的发掘，最终挖出了一处直径3.5米、高2米的砖瓦窑。杨秀琴兴奋地说，他们村发现了5个砖瓦窑，但没有一处有这次发现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