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沿江、沿海、沿边，与东盟陆海相连，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也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大约80万年前，广西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史前先民开创的手斧文化、贝丘文化、大石铲文化等犹如一颗颗耀眼的明珠，在广西历史发轫的人文坐标上熠熠生辉。春秋战国时期，广西为百越之地，西瓯、骆越等族群在此劳作，他们以和而不同、包容开放的姿态，开启了与周边和中原地区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秦汉时期，灵渠连通南北，合浦港扬起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帆，多元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共放光彩。隋唐两宋时期，广西海陆交通区位优势显现，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元明清时期，广西在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中发挥积极作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珍贵的人文精神财富。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以下简称“广西博物馆”）成立于1934年，是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48件（套）、二级文物1974件（套）、三级文物3865件（套）。馆藏文物种类丰富、涵盖面广，历史跨度从旧石器时代直到近现代，见证了广西各个时期的历史发展和演变。
翔鹭纹铜鼓
翔鹭纹铜鼓1976年出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墓，为西汉时期的文物，是目前所见考古出土文物中最为精美、最为完整的一面铜鼓。其年代准确，可作为同类铜鼓断定年代的标准器。
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曾广泛流行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它是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共同孕育和形成的文化载体，也是这些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凝聚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广西是古代铜鼓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历经2000多年，鼓声绵延不绝。直至今日，广西的少数民族仍在铸造和使用铜鼓。在广西，铜鼓就是活着的历史文化，它以其独特而深远的魅力，成为文化传承和交流中的重要载体。
翔鹭纹铜鼓属于石寨山型铜鼓。鼓胸为六组羽人划船纹，其中三船的划船者皆戴羽冠，船头下方有衔鱼站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呈现的是龙舟竞渡的写实画像。广西先民在原始时期就开始依水而居，船是他们的重要交通工具。鼓身出现的划船、捕鱼、竞技的画面，是我国早期行船、航海景象的见证。
翔鹭纹铜鼓整体的纹饰画面展示了一个大型集体舞的壮丽场面，其上的太阳芒纹、翔鹭纹等所表现出的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对鸟图腾等的崇拜，也是中华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化符号，体现了各民族间共同的精神追求。
与翔鹭纹铜鼓伴随出土的，还有另外1件羽人划船纹栉纹铜鼓、2件半环钮钟、2件革鼓，以及羊角钮钟、铜锣、竹笛、越筑、十二弦琴等各1件。在这些乐器中，木腔革鼓、筑等可能是从中原传入，而铜鼓、羊角钮钟、半环钮筒形钟等又具浓厚地方特色。经测音及研究发现，它们能够组合演奏出完美和谐的乐章。钟鼓和鸣，琴弦律动，既是当时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见证，也代表了本地乐器与外来乐器的融合发展，是南北文化艺术交融的重要体现。
关于翔鹭纹铜鼓所在的罗泊湾一号墓的墓主人，由于该墓葬早年被盗，缺乏能够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和族属的器物，因此相关研究存在多种争议。其一认为是南越国时期桂林郡的郡守或郡尉；其二认为是受南越国册封为王侯的骆越族首领；其三认为可能是受南越王册封的当地土著首领——西瓯君。尽管墓主人的具体身份扑朔迷离，但这一墓葬所反映出的中原文化与岭南越人文化的交融是不可否定的。从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来看，汉式铜鼎、壶、钫、盘、灯、匜、勺等，主要呈现出中原的文化特点；而从棺椁底部设置腰坑的葬式和出土的越式鼎、铜桶等器物来看，则具有浓厚的岭南越文化特征。
此外，罗泊湾一号墓的所在地贵县，在秦代时曾是桂林郡的郡治布山所在地。南越国时期，赵佗击并桂林郡和象郡后，在此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即以越制越，吸收越人进入政权；入境随俗，遵从越人风俗习惯；促进融合，大力提倡汉越通婚；因地制宜，让部分越人“自治”等。此举增进了岭南越人与汉人互相了解，使越汉关系更为密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的和睦发展。
羽纹铜凤灯
除了翔鹭纹铜鼓，广西博物馆还有一对镇馆之宝，它们就是两件出土于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晚期墓葬中的羽纹铜凤灯。
这两件羽纹铜凤灯，外观、大小几乎一模一样，被认为是雌雄一对，与古籍中所述的“雄者为凤，雌者为凰”相吻合，因此也被称为“凤凰灯”。
两灯均为全铜铸造，为站立的凤鸟形，顾首回望，双足分立，尾羽下垂及地。凤鸟背部有一圆孔，用以放置长柄灯盏。凤鸟口内衔喇叭形灯罩，垂直对准灯盏蜡锥柱上方。凤鸟颈部由两段套管衔接，可以自由转动和拆卸。灯罩与颈部及腹腔相通，腹腔中空，可以贮水。当灯盘中的灯芯点燃时，烟灰经过灯罩纳入颈管，再由颈管导入腹腔，溶入水中。这种巧妙设计能防止烛烟污染空气，保持室内清洁卫生。其制作工艺精湛，令人惊叹，是广西出土西汉铜器中的精品。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凤凰一直是祥瑞、安宁、幸福的象征。羽纹铜凤灯反映了凤凰崇拜在西汉时期已传到岭南地区，体现了凤凰崇拜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共有的精神信仰。此外，羽纹铜凤灯通体细刻着精美华丽的羽毛，所使用的是当时岭南西部独有的錾刻工艺，即用坚硬、精细的金属工具，在铸造的铜器外表錾凿和镂刻出繁缛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使铜器显得精美华丽。这种錾刻工艺，是广西地区工匠对中国青铜工艺的重大贡献。
羽纹铜凤灯的制作，寄托了广西工匠对中华民族“天下大安宁”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中原文化与本地技艺的交相辉映和融合发展。
羽纹铜凤灯的主人，即合浦望牛岭一号汉墓的墓主人庸毋，他来自于西汉时期的豪族“庸”氏家族。此外，望牛岭一号墓还出土了“庸毋印”龟钮琥珀印章、“九真府”朱书陶提筒和“九真府□器”朱书陶提筒残片等随葬品。根据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张湛传》的解释，“九真府”即九真郡的郡府。可以推测墓主庸毋生前可能曾任九真郡（今越南清化、河静等地）太守，死后归葬合浦家族墓地。这一墓葬的发现，不仅为探讨汉代墓葬制度和岭南地区文明进程提供了重要材料，也印证了史籍中关于汉朝廷以合浦为支点经略岭南及开展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记载。
弦纹玻璃杯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指汉武帝平南越，设置合浦等九郡后，由官方主导开通从今广西合浦、广东徐闻等地出发，沿太平洋、印度洋海岸航行，与东南亚、南亚甚至更远的西亚、地中海地区进行经济、文化往来的海上交通路线。这是我国第一条有史料记载的官方与外国交往的航海线路，它的开通，为后世跨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通道。
广西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向内陆及东南沿海延伸和辐射的重要节点。当时，从合浦港出发的航船，已经能穿过马来西亚到达缅甸南部、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洋西海岸。当时出海的人，常常是带着黄金和丝织品，到南洋去购买“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
其中的“璧流离”，即玻璃，也叫“料器”。据史料记载，西亚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约公元前2500年就已出现玻璃器，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玻璃的地区。大约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才开始烧造玻璃。到了汉代，由于当时统治者对玻璃器的追求，国产玻璃无法完全满足需要，极大刺激了外产玻璃的进口。这些玻璃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合浦登陆后，被运到郁林（今贵县）、苍梧（今梧州），由内河转运到全国各地。
1987年，为配合南宁至合浦二级路建设，广西考古队在文昌塔墓区发掘了近200座汉墓，弦纹玻璃杯被发现于第70号墓中。此杯为蓝料烧制而成，经压膜成型后，精细抛光，呈半透明淡青色。杯形为敛口，弧腹，自腰下内收，小平底，腹部饰三道弦纹，这种独特的凸弦纹装饰在同时代地中海地区是没有发现过的。经检测分析，这件弦纹玻璃杯属于中等钙铝钾玻璃，既不同于西方的“洋玻璃”，又有别于中原的铅钡玻璃。这种钾玻璃在印度一带很早就有大规模生产，因此，这件玻璃杯应是通过海上贸易从印度南部传入广西的。
除了弦纹玻璃杯，在广西合浦境内发掘的数百座汉墓中，已有80余座汉墓发现有玻璃制品。通过对这些玻璃制品进行的抽样化学分析发现，它们分属于多种不同的玻璃化学成分体系。其中既有来自海外的钠钙玻璃，也有本地自制的铅钡玻璃，还有数量众多的钾硅酸盐玻璃。经过进一步对合浦地区部分钾玻璃进行铅同位素分析发现，它们与我国其他地区的玻璃样本采用相同的铅矿资源，且着色的钴料具有中国矿料独特的高锰特点，可以推断广西汉代的钾玻璃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广西先民以自己的实践经验、采用国产钴料炼制的。这是继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之后，又一种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早期古代玻璃。这也说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贸易的交往，也带来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
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更是深刻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这种精神，如同一条纽带，连接着不同文明，推动世界向着更加和谐、繁荣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广西博物馆充分利用这些馆藏文物，举办了一系列陈列展览。其中“广西古代文明陈列”和“合浦启航——广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对这些馆藏特色文物的充分利用，也是最能体现广西历史文化特色的两个原创性基本陈列。前者展示广西古代文明的演变进程，彰显广西在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与拓展，讲述广西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独特地位，两者共同阐释广西古代文明“悠久、多元、融合、开放、同心”的特点。（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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